思想史就是成长史。

苏格拉底:对经验的质疑是自我的开端


苏格拉底是我们熟知的大人物,但是这份熟知,很多时候来自于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记述。对于我们来说,学界存在的争议——柏拉图记述的到底是老师的真实想法还是自己的观点,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应当避免如同认识一个概念那样去接受一个活生生的人,要求他的一切言行全都能纳入某种自洽的体系,并且反过来以这种体系来判断某种关于他的言行的记述的真实性。
历史中只有一个苏格拉底,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苏格拉底。对于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说,谈论苏格拉底就是谈论他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至于这些思想是否能统一于一个自洽的体系,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说,并不取决于对他言行真实性的考证。
黑格尔认为,那些被我们“特殊地”当作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多少已经被“一般地”看作是柏拉图的思想了。也就是说,柏拉图已然被“一般地”看作是“柏拉图主义”这一西方哲学传统的开始,而非仅仅是“柏拉图本人”。这一点提示我们,那种将某人的思想纳入体系的做法,是这个哲学传统本身的做法,而要求柏拉图之前的思想也具有这样的体系性,或者成为这样的体系的某种渊源,是一种事后上溯的要求。因此,在讨论柏拉图之前,我们谈论苏格拉底,首先关注的就是他的思想同后来的柏拉图传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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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这篇多年前的旧文,献给那些我们曾经到过,却又到不了的日子。

我坐下来,动笔写一些文字,这倒的确是一件少见的事。虽然这也许在旁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边缘剧社”里的几个活跃分子之一。“边缘剧社”,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这在我所就读的大学里是名气很响的。那时我和大崔、常、阿牧他们几个“文学青年”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搞了这么一个剧社。由于这群人对于艺术的持著的热情和他们每个人非凡的才能,这个剧社搞得有声有色。不过说名气响也不过是就我们所在的那个圈子而言,出了这个圈子知道的人也就不多了。但这个剧社的确很不错,先不去说这个。
大学毕业后我没找到什么正当的工作,主要的原因是我这个人比较疏懒,不高兴去做那些定时定量的事情,我做事有点随心所欲,凭兴趣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不象我的那帮朋友们,他们虽然也生活得自由自在,天马行空一般,但他们对于他们生命中真正在乎的东西向来是认真的,在所在乎的事情上他们对自己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和把握,若非如此,我们这个自发的团体恐怕就会撑不下去。所以剧社的真正主角是我的朋友们,象我这样一个生性疏懒的人多少有些充数之嫌。我不是出于谦虚才这样讲,而是真的这样认为。虽然有一次大崔对我说:“不要这样想,剧社的事轮到你头上,你不是每次都完成得很好吗?”他的话基本上代表了我那帮朋友对我的看法。在我自己看来,这也确乎是事实,但我知道这中间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之所以完成得还算好,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朋友托付给我的事。我很喜欢我的这些朋友,连我这样懈怠的人也知道,象大崔这样的朋友不是随便捡来的,我们各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一开始就不必然发生任何的联系,然而竟走进了彼此的生命,有着相通的欢笑和泪水,这教我觉得殊为不易。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如果我这一辈子还有所在乎的话,我就在意这个。我完成剧社的那些事情,尽管噜苏,尽管有时流于琐碎,并不总是激动人心,但我还是去好好地完成了,这完全是因为我喜欢我的朋友们,他们心中有着这个时代所少见的动人的理想,尽管遭受挫折或冷遇,他们也从未有过片刻的放弃。我很敬重他们。
但是我不行。我后来就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是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实际上和无业游民差不多是同一回事。凭着在大学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我与校园文化的先锋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我联络一些出版界的朋友们,做起了出书贩书的生意。这行也并不容易,事实上哪有容易的事,但是出书也的确很不容易。现在外面讲商业效应,对于校园文化也就缺少基本的认同感。我所认识的那些写东西的人多是些学生,他们的文字并不缺乏叫做“内涵”的东西,但是由于没在社会上混过,怎么说呢?多多少少总有些不太搭脉吧?不过说实在的,我喜欢那样的文字,干净、纯粹,常会令我回想起我那会儿的事,心里隐隐地感动着。但是你若是把这种感受说给贩书的人听,那恐怕就是白费唇舌。我也理解这些人的处境,书卖不出去就得自己贴进,亏本的事让谁去干呢?真的做这一行你就得这样思考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不过是在混日子,并不是这块料。
所以我虽然从大学时代起到现在都一直在和艺术、文字打交道,但却一直都没自己去写过什么东西,文字实在是件累人的活,我是说如果你要是认真写的话。我有时为了生计也爬过格子,托了熟人的关系也成了铅字,但我知道那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东西,我甚至都没有保留下来,叫我那些朋友们看到一定会笑话我庸俗无聊的。
我之所以不写东西还有个原因就是,我往往没有这样的冲动,或者说激情。有些事,当时挺有感觉的,不过事后就淡化了,再也提不起动笔的兴趣。也许这就叫没有长性。大崔曾问过我:“你干吗不定下心来写点东西呢?你不是很有才气的吗?”我听了心里想,不是定不下心来,而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情。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为什么都认为我有才气,他们还送给我个“才子”的称号,和大崔、常以及阿牧并称“边缘四少”。大崔他们都有着相配的称谓,比如大崔的外号叫“君子”,就是名至实归。大崔是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人,他虽然是个北方人,身材却不高,人长得也书生气,但是我们都管他叫大崔,这正是因为我们都一样地尊敬他这个人。大崔没说的,人好,有能力,诗歌和剧本写得都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胸怀宽广,有洞见。他的话不多,但都很有份量。他是我们这个“边缘剧社”名义上也是事实上的领袖。他的能量很大,能感染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那些对艺术或者说文学怀有浪漫憧憬的女孩子们。在女孩子方面常和阿牧都要比大崔受青睐很多。常是个少年老成的家伙,对女孩子很好,这自不必说;阿牧绰号“浪子”,是个来自西部草原的粗犷汉子,笑容磊落而感人,为人又放纵不羁,他受女孩子欢迎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大崔一直是独身一人。我们这群人虽不一定真有什么了不得,但倒都有点自视甚高,个性也很强,但是大崔就有能耐将我们凝聚在他身边,他并没想要去留住谁,他身上的那种吸引力是与生俱来的。这方面我讲不清,说大崔也许就超出了我所能付诸文字的极限,对于大崔对我“有才气”的评价,我实在是惭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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