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PJBlog2 2012-01-12T22:49:49+08:00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2-01-12T22:49:49+08:00 2012-01-12T22:49:49+08:00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要放到语境中去聆听，才能体会到它的味道，而若是抽掉了其中的感性内容，就会觉得任何两句话都可以拿来“比较”，甚至从中得出某种逻辑上的对立来。这样做很机智，但却并非智慧。

拿所罗门王的这句话来举例吧。你想象一下当他来到他所爱的女人的寝宫，婢女打算通报，但他摇摇手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她自己情愿醒来。”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境呢？
那个他所爱的女人，如果她本就在期待他的到来，听到他进来却故意装作睡着了，那么，她听到王的这句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即便她是真的睡着了，当她醒来，看到王静静地伫立于床前，眼神中满怀爱怜，却不曾叫醒她，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不妨问得更清楚一些吧：若是在所罗门王看来，他所爱的那个女人并不属于他，或者说，他认为她“并不情愿醒来”——用哲学的话讲，他对她而言是“外在”的，那么，他还会那样说吗？

我们怎样才会有所罗门王的那种心情？想想你对“亲爱”的人的感受吧。如果你的爱人，是在你的要求甚至强迫下，记住了你的生日或是送你生日礼物，你还觉得那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那意味着对方首先已经是“外在”的了。所以，我们都在暗中怀着渴望，明明焦急但却牙关紧咬，一心“等ta自己情愿醒来”，不是吗？

你现在是否已经看到了，“内在”或“外在”的区别，并不在于“物理上”是不是你叫的ta。其实，即便你叫ta了，也首先是因为你在心底相信她愿意醒来，换言之，你所做的并不外在于ta；若是相反，你甚至可能失去叫ta的愿望，也不会认为你的呼唤有什么用处，有另一句你多半很熟悉的话——“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由此可见，那首著名的诗，“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在相爱的人们听来，同在彼此外在的人们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吧。前者可以是如此地风情万种，而后者则只不过是在说：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96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12-31T22:41:40+08:00 2011-12-31T22:41:40+08:00

而我想说，这不是什么骨气不骨气的问题，若两情相悦，什么矜持或骄傲都会揣进口袋里。也不要说你不想勉强一个人，因为爱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感性暴力，你说你不想勉强他，不过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爱很无力，唤不起他的回应，因而你用这样的话将自己放在一个受伤更小的位置。

不过，切莫以为我是在说你缺乏力量，不，力量不是谁的固有属性，它和美一样，只在对象性的关系中发生。所以你从中可以领会到的，只是其实他并非你所要的那一个人，其实你并没有如你自己所想的那样爱他，否则你会如同《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一样对他说：“我偏要勉强！”

当然，无论是你还是他，都不过是在成长的路上。而我所说的只是现状。你可以给他机会，但绝不需要在原地等待。沙砾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可以慢慢将它磨成珍珠，而是当那个值得你爱的人出现时，你会发现，你所经历的那些疼痛本来就是珍珠。]]>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95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11-15T22:24:47+08:00 2011-11-15T22:24:47+08:00

在四方  在天际
在所有鲜花开遍的原野上
在银河的另一端
在水中

又或者  在清晨醒来的枕边
在烟花巷子的最深处
在撩动琴弦的指尖
在掌心

在所有几不可辨的梦境里
在童年
在距离黄昏最近的那盏灯下
在烟蒂明灭的窗前
在风中

在远方  在路途
在每一朵浪花涌起的刹那
在所有不眠不休的牧歌声中
在微笑里
在最初

在我总以为
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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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94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11-08T03:03:28+08:00 2011-11-08T03:03:28+08:00

这一点我表示同意。像麦肯锡这样的地方，的确云集着一批出色的人，然而与其说那是因为麦肯锡在培养人方面有它的一套，倒不如说更重要的原因是麦肯锡招揽的人本身就足够出色。我联想到导师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复旦的学生的确很优秀，但那不过是因为复旦捞取了高考这口锅最上面的那层油而已，因此复旦对此决不能贪天功为己有。”他老人家这番话说得很有气度，后来我也对自己的学生说，比你考进了什么学校更重要的是，你同什么样的人一起成长。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即便如此，那也是因为麦肯锡自身优秀，否则凭什么吸引到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呢？此话不错，但在这一点上麦肯锡就更不能“贪天功为己有”了。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资本与技术接过了神权，并逐步实现了其俗世的统治。在此过程中，“大咨询”便扮演了新神的“教会”，把持了神意的解释权。有人根据麦肯锡在中国市场上的失败案例来质疑这个“教会”的权威，但他们忘记了一点：任何解释权都是在统治建立起来之后才有其效力的，如果中国要走资本和技术的道路，那么就永远是中国的经验错了，而不是“大咨询”的理论错了。当然，中国在其根本上无法完全实现资本和技术的统治，但很多质疑者并不是在争论“资本和技术是不是神”，而仅仅是在争论“谁的解释更接近‘神意’”罢了。
话说回来，当一个原则成为了神之后，与神意相关的领域便会云集了那个时代最多的人才。例如在欧洲，当“教会”已经相当黑暗的时候，它仍然是当时众多佼佼者的首选，即便是许多后来反对或者改变它的人，往往也拥有与之相关的出身。（与之相应的例子是，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最热的行当是公务员呢？）因此，“哪个领域吸引人才”，不过是当时“什么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外在的表现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麦肯锡的吸引力也并不会很长久，当“神意”成为“常识”之后，解释“普遍”的“大咨询”就将自行解体，转为解释“特殊”的“小咨询”，正如在教会的上帝成为常识之后，新教的个体的上帝便取而代之了。多说一句，这种变化绝不意味着神的崩塌和人的解放，恰好相反，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新教推翻了教会，却将所有人都变成了僧侣。

但我想表达的尚不止于此。我想说的是，真正能够突破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原则的，并不是那些仅仅想投身于“当红领域”的人。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麦肯锡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如果八个面试官全部同意招纳某个人，这个人一定不会被录用，因为大家都喜欢的必定是个庸人，而麦肯锡需要的是与众不同的人。不需要去询问麦肯锡的朋友我便可以断定，这个段子是捏造的，因为纵然麦肯锡的业务再广、法力再大，其角色也始终是解释者，而非立法者。
真正的立法者不会是依附“显学”的人，同时，也不会是愤世嫉俗的“世外高人”。他们首先会直面现存的统治，向之学习，受之训练，然后，他们便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反思而通达现存统治的界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一方面生产出它更深的统治，另一方面同时也生产出这种统治的掘墓人。

关于以上的话题，我便点到为止。最后我还想多说两点：
其一，那些身处“当红领域”的人，获得物质利益相对更大，这一点其实是很“公平”的，即便有人通过谄媚和依附的方式而赢得了一个相对优越的位置，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不能指望怀有抱怨的人能够真正地突破既有的原则，因为他们只是在为自身在那些原则下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而愤愤不平罢了。
其二，跻身“当红领域”并非目的，也丝毫不等于幸福。才华可以成就一个人，同样也可能毁掉他，因此最关键的不是你能不能在既定原则下爬得更高，甚至也不是你能否成为立法者，而是你是否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在同时代人当中的位置），以及你是否能够不断成长。我们选择与更优秀的人共事，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而不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因为一方面更优秀的人是一面更明亮的镜子，我们可以从中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另一方面，更优秀的人令我们所处的位置始终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变化。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他身处的位置及其变化，便可称为“命运”，把握之便是“知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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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93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10-14T14:33:57+08:00 2011-10-14T14:33:57+08:00

这样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甚至我不愿意否认，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很可能是心向美好的。但我很担心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遭到这样一种误解——因为如果我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听者就不无欣慰地想：那么说马克思是有神论者了。

这种误解正是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近代认识论传统）的产物。一般意识（比如常识的思维）最多只是在一种“理智的层面”思考问题，而理智的特点是像普通逻辑一样遵循同一律、排他率，非此即彼，如果一个人不是无神论者，就是一个有神论者，或者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类。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这种理智还远未达到理性的高度，只是一种“门外汉的忽左忽右的推理方式”，对辩证法的思想一无所知。

而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充分的辩证法教养的马克思，当然不是在这样一个层面思考问题的。对于自己的思想是否属于无神论，马克思本人是有明确的回答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这样说道：“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神论，而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毋宁说还是一个抽象。”然而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并不想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而仅仅想从我们更为熟悉的中华传统思想的角度来探讨。我常说：当我反复阅读马克思的手稿时，就会看到孔子的身影。这并不是一种附会。我们不妨问一句：孔子是个无神论者吗？很难说对不对？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他并未肯定或否定神的存在，只是“不语乱力怪神”罢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孔子所关注的最根本重要的问题并不需要通过诉诸鬼神的方式来得到解决。孔子就在人际关怀中，在我们身处的生活世界中，来探讨问题。即便谈论到神，也只是着眼于产生出神的生活现实本身。当然，这里说的“产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创造”，而是世俗意义上的“根据”、“来源”。

同样，在马克思看来，无神论只是对有神论的一种抽象的否定，其目标只是“打倒天上的神”，而其最重要的结果倒还不是“旧的神倒下了，新的神取而代之”（虽然这种情形是司空见惯的），而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否定了产生出这个神的现实基础。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既然那个神是人自身交付出去的一种力量，那么否定那个神也即意味着否定人自身的这种力量本身，因此，无神论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毁尸灭迹”，不但做不到否定神，相反，倒使得造神者免于受审。而只要这个现实基础未曾得到清算，再造出一个新神来就不仅是容易的，而且是必然的（相关论述参见《神圣家族》）。因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它“并不以无神论作为它的基础”。与孔子一样，马克思也是主张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不需要诉诸彼岸世界的方式，相反，解决彼岸世界的问题倒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为基础——“神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

说到底，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此岸的、现实的世界是否美好，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也只能取决于人本身。诚然对于神的信念，很可能是某些人对于美好的那种向往的外化，但这种外化会转变为反过来统治和奴役人的工具。只要人将自身自决的力量交付了出去（无论怎样交付以及交付给谁），这种统治和奴役就必然会发生。而这种人自身的力量外化之后反过来统治和奴役人的情况，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要克服这种异化，就必须始终立足于大地上，认识到哪怕是再貌似神圣或强大的对立面，它的力量也绝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事先赋予它的。区别仅在于，这种赋予是否是自觉的。如果不是出于自觉，那么赋予的结果就会是自我否定的。最后的这个道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个人的情感生活，都可以表现出来的。

可以想见，某些人之所以纠缠于马克思是不是无神论者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他们在某种预先的语境或价值尺度中设好了套，等待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作为他们预先就有的观点的论据。他们不能在真正重要的问题域中支持或反对马克思，便只能寻求其它的途径，而那通常都是一些庸俗化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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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92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08-08T02:58:16+08:00 2011-08-08T02:58:16+08:00

很显然，那时候的我还很文艺，还相信着某种一一对应、一生不变的爱情。
后来，我那位很酷也很冰雪的师姐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了谁会活不下去。”经过许多事情之后……不，其实是远在那之前，我就已经相信，她说的没错。

也曾对LP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应当是出于不小心），我好像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可以跟很多人过，也会过得不坏的。她不高兴了（这是当然的），于是，我对她说：“如果是因为我跟别人没法过，只能跟你过，所以才跟你在一起，那有什么稀奇？但如果我能跟很多人过，而我却偏偏只选择了你，这才叫爱情嘛。就像古人说的那样，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听我说过这个段子的人评价说：你真狡猾！我笑。记得当时，LP只是不无揶揄地笑笑，没有反驳我什么，我想并非因为她接受了我这个解释，而是因为这本就是一场说笑，她也绝没有真的不高兴，我们只是在现实的感情之中作着一些无伤大雅的假设罢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当ta的世界已经有了你之后，ta才会问你“如果没有我会怎样”，如果ta的世界中本就没有你，不是说你得作出不同的回答，而是ta根本就不会这样发问。
既然如此，既然ta问你了，你回答什么，也就无关对错了吧。

说到底，那些已经存在的人，是不会不在的。即使分手了，即使离开了，即使多少年了，再也没有了他们的消息，他们也还是在的。因为真正参与过我们成长的人们，永不可被替代。

在《野猪大改造》的最后，男一号对女一号说：从前我不知道怎么才算喜欢一个人，是你教会了我，今后无论我在哪里，喜欢上了谁，我都会想起你的吧。
这是令我非常感动的一句话。我又想起了本文最开始的那场对白。其实，男一号表达出来的，也是某种“未来的可能”吧（那个喜欢上的谁），看到这一幕时，我们也确乎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男一号最后同女一号“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吧，在这一幕之后，他们便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或许再也不会遇见了吧。但为什么，这样一句话却并没有令我绝望，相反感到了一种温暖呢？

我想，或许原因在于，只有在那种“纯真理想主义的爱情”之中，“还有其他可能”才是一种对于爱情唯一性的否定吧。如果说“没有谁离了谁会活不下去”仅只具有解构的意味，那么说这句话的人，ta的生命一定是轻飘失重的吧。
也许最后能在一起的，总是在对的时间出现的对的那个人，而与其说这是全部可能性的终结，不如说是全部遭际的真正兑现。在那一刻，所有的人全都在场，谁都没有离开，他们都被“怀着感激而铭记”着。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成长以后，我对《怀着爱与凄楚》（塞林格《九故事》）的结局有了不同的体会。那个名叫爱斯美的女孩子曾要求大兵塞林格为她写一个故事，“故事一定要非常悲惨，非常动人”。大兵答应了。他们握手作别时，爱斯美问道：“我们没在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识，这难道不是件遗憾事吗？”大兵回答说：不错，正是如此。
“再见，”爱斯美说，“我希望战后你回家时，能好好保留你的全部才能。”

在这个故事中，显然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他们看似在交谈，但其实是年幼的爱斯美在表达，而年长的大兵在聆听。而一般说来，年长的聆听者，总是会怀有更多一份的“凄楚”的吧。
当经历了很多事之后，我也同故事的男主人公一样，想在最后对曾经遭遇的人说：

你是找了一个疲惫的人来为你写故事呵，爱斯美。而他，总有希望再次度过艰难，好好保存下他的全——保存下他的全——部——才——能。]]>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91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08-05T16:04:45+08:00 2011-08-05T16:04:45+08:00

无论这些想法是多么地不可调和，但它们彼此共存且相安无事，仿佛目击这一局面的我，反倒成了一个无关的第三者。

有时我会觉得，这便是生活最本质的真相，在这样的时刻里，任何道理都是苍白的。我知道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成长并没有带走我的迷惘，但我更知道，在如今的迷惘之中，我并非是欠缺了一个什么最终的答案。

十七八岁的日子始终要灰暗得多，有怎么想也想不通的问题，怎么说都说不出来的孤单……但也就是一转身吧，那些日子都已随风而去，回头看去时，也常用“那时年轻”之类的话来嘲笑自己，仿佛那只是一些煞有介事的沉重，如今已不值一提。

可是我深深地知道，正是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一切终会过去，正是因为曾经以为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结局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结局——常令我在明媚的阳光下悲难自禁。

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爱这个世界，但如果在某个温暖的午后，你忽然听到我这样唱起，你也不必觉得惊奇。我想你也不会惊奇，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一样的。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90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06-28T01:00:06+08:00 2011-06-28T01:00:06+08:00

只不过是一场命运。五年了。]]>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89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06-21T16:55:19+08:00 2011-06-21T16:55:19+08:00

于是，在读诗会之外，又多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在大家的热切响应之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多年前的自己，和那个拥有音乐与诗歌的年代。

很高兴酝酿已久的弹唱会，在这个六月终于成行。虽然赶上下雨，顶楼天台的构想没有实现，虽然大活的话筒效果很次，但总的来说，活动进行得还是很愉快。
我并不想赘述过程的种种，只想谈谈我的一点个人体会。

以往的读诗会，是由我来主持的，其间我总是会提到我的大学时代，也确实有学生听得很high，但是，那还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状态。
有几次学生们自己搞活动，热情地邀请我去参加，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去，不是因为我不想参加，而是我更想将时间留给他们自己。我玩笑说：“我可不想做那种标榜和自己儿子是朋友的老爸。”我很知道，那样的一种场合一定会唤起我心中依然流淌着的少年的热血，但是，这样的活动并不是为了我的怀旧而存在的，我总是认为，眼前的这一切，是属于年轻人的，这是他们的舞台，无论完美或不完美，这是他们在书写自己的青春。而此时，我更应该是一个旁观者。

要驾驭一场大型的活动，的确是难的。或许其中几个主将多少都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杨大叔”，看得出来他特别地重视，他一上来就说：回到华东师大感觉真好。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整个晚上显得有点啰嗦，又或者语无伦次……没有人打断他，大家就这样静静地听着。
我如此享受于在一边观看，或者，到自己该上场的时候就上去凑个趣儿。老大说我唱歌的样子超难看，我笑，因为这种难看也是我所喜欢的。话说回来，“杨大叔”的骚样又能好到哪里去啊？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无论是弹奏者、演唱者或是观众，想必都有些不曾兑现的什么吧。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生活。我们不要有那种求全之毁，仓促的离别总令人觉得还会再见，仓促的收场总令人感到还会有下一次。
而下一次，或者下下次，曾经历六月雨水的人们未必会到齐，但没有关系，借用我的老友Wu的一句诗来说：

北塔上，又将是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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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default.asp?id=288 SAC http://www.sackuangyan.com/blog/ sac@sackuangyan.com 2011-06-13T16:25:18+08:00 2011-06-13T16:25:18+08:00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如许纪霖先生等一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分化。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分别是“学术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前者“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很少有“圈外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更不必说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了；而后者虽然拥有向公众发言的机会，但观点停留于庸常的层面，或者因为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难以直陈最重要的现实。而对一般群众来说，前者他们“听不见”或者“听不懂”，后者他们则往往“听不进”，甚至听了生气。

显然，目前这两种知识分子均无法担当起时代的重任。但是，那是否足以证明，这场已经开始发生的具有深刻影响的变革就与知识分子无关了呢？进而，既然没有人听，知识分子是否就应当闭嘴了呢？恐怕不能这样说。这个现状只能表明：当今的知识分子在民众教化之前，首先要完成其自我教育。

首先，知识分子始终不是一个均质的、统一的共同体，不是阶级，一般来说，他们为哪个阶级说话，就属于哪个阶级。然而为谁说话这件事，并不是由主观意愿决定的，想要成为哪个阶级的“代言人”必须经过这个阶级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对“学术知识分子”说：第一，无论你持何种主张，哪怕是看上去再“纯学术”的主张，这种主张本身都来自于历史或现实，因此，你不能自以为高居于生活之上，脱离生活即意味着失去生命；第二，无论你将自身安放于看上去多么稳妥的小环境，无论你高调或者低调地宣称自身的立场与政治无关，你的主张仍旧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性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将起到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置身事外纯属幻想。后一点同样适用于“媒体知识分子”，你发言时要认识到，绝没有什么“纯粹的观点”，有的只是对某个阶级有利或不利的理论武器，无论它是手榴弹、催泪弹或是烟幕弹。当然，这句话不是对那些哪怕仅仅是拿了五毛钱的人说的，因为他们当然很清楚自己在为谁说话。

再者，知识分子需要先行向历史和现实学习，需要更为深刻的反思，然后才能作出关于某个阶级的意志的理论表达。对于生活的真理，百姓很可能“日用而不自知”，因此，知识分子若缺乏了学习和反思，就毫无优势可言，也必将遭到冷落甚至遗弃。而这里所说的学习和反思，不仅包括所要表达的内容，而且包括表达的方式。在越是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之中，就越是需要生活化的语言，而非学究气的表达，尤其是面对一般群众的时候。诚然，在知识分子之间的讨论中，我们不排斥书面化的表达，但若要向公众发言，就必须讲“大白话”。只有一厢情愿的单方面表达才不考虑听众的接受程度，而真正的交流始终是双方的事情。当然，表达要通俗但不能庸俗，而在这一点上，内容是方式的前提。对内容的学习和反思达到怎样的水平，表达就能做到相应的平白，一知半解的人才最喜欢咬文嚼字、故弄玄虚。学习和反思足够深刻的人不需要担心代言人的资格问题，因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

进而，要意识到社会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民众教化，还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都是与这一过程同步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没有所谓“谋定而后动”，也没有在每个历史的特定阶段都一劳永逸不会更改的标准答案。正是因为这样，如果当前还甚少有人聆听知识分子的声音，那不仅不能说明知识分子应该闭嘴，恰恰相反，那只能表明我们需要更多的声音，因为，真正能够表达出现实的声音还有待出现，而这种声音正是在不断的实践和对这种实践的学习和反思（很多时候就体现为不同声音的相互争吵）之中诞生出来的。知识分子要有勇气发言，同时，也要有勇气承认自身的局限，并不断地去更新和深化自己的发言。

最后，还要意识到，无论知识分子为哪一个阶级说话，最重要的，始终是要以民众作为自身的立足点。这话并不是让谁超出自身的阶级立场说话，而是提示这样一个道理：一个阶级的原则要成为或保有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同样不是由这个阶级的自身意愿决定的，同样需要经过民众的选择。这里，我们不妨结合现实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在欧洲“第三等级”上升的时期，资产阶级的发言不仅代表了其自身，而且代表了当时的广大民众，他们正是藉此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包含着权衡和妥协，任何掌握政治权力的一方都不可能期望自身的利益完全的实现而其他方面的利益完全的丧失。因此，在变革的时代，谁能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谁就拥有了对于未来的主动权。毫无疑问，对未来寄予期望的阶级就必须首先聆听民众的声音，进而为民众作出自觉的表达，而这个表达的重任，正落在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上。

鼠目寸光的人不能为任何阶级带来希望，拒绝聆听的人不能为任何阶级保有希望。这个时代需要知识分子的自觉表达，而问题只在于，对于这样的使命，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否能有足够的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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